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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歌苓文学小说中的生存主题研究

            来源: www.zsalud.com 作者:vicky 发布时间:2018-06-19 论文字数:35264字
            论文编号: sb2018053110001021402 论文语言:中文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文遵循着以生存写人性的叙事逻辑,分析严歌苓小说中的生存主题,从而引出对严歌苓本人温情的生存观和人性观的探寻研究。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告别传统严歌苓小说研究中的以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研究为主的模式,而以主题研究法,以生存为切入点,分析作家笔下的人物在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与反抗。

            第一章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及生存主题

            第一节严歌苓的人生经历及文学创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部作品就是作者自身经历和性格的现实化塑造。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往往要探寻她的人生轨迹,了解她的人生经历,体会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带给她作品的影响。既然要研究严歌苓小说的人物的生存,而小说中的人物或多或少都是她本人生存经历的一个投射,因此有必要梳理她独特的生命历程。另外,严歌苓作为一个北美华文文学家,她的创作是在整个华语文学创作圈子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她时刻感知着大陆文学家创作时视角和主题的改变,因此需要结合整个文学大背景来研究严歌苓的小说创作。
            一、严歌苓独特的生命体验
            严歌苓作为当代作家群中一位高产高量的作家,她的作品艺术风格多彩多样,描写的对象也异彩纷呈,这些都和她独有的生活背景息息相关。1957年11月,严歌苓出生于上海,成长于一个文学及艺术气氛极其浓郁的环境中:爷爷是留美博士、著名翻译家,母亲则是一名演员,父亲肖马(原名严敦勋)是当时安徽省文联专业作家,著有作品《铁梨花》、《破壁记》等,笔耕不辍几十年,著作颇丰。严歌苓成功地继承了父亲的文学细胞,成名之后她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她在文学上能取得如今的成绩,受她父亲影响非常大,她甚至说过“没有我父亲的影响就没有我这个作家”,父亲作为一个作家所拥有大量的藏书更让她早早地就接触到优秀中外文学作品,为她今后的创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不过严歌苓最初的梦想并不是要成为一个作家,因为她的童年是在文联大院里度过的,这种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让她年幼时就开始受到包括音乐、绘画、舞蹈等多种艺术的熏陶,原本她打定主意要做一个舞蹈家:12岁以文艺兵入伍。这对一个背负家庭出身的孩子(当时她的父亲是所谓的“反动作家”)可谓是条不错的出路.1979年中越反击战开始,那年严歌苓才20出头,正在成都军区某文工团。成都军区的参战,严歌苓感到既好奇又兴奋,她报名上战场,当了随军记者。前线颠覆了她的全部经验,在野战医院的凝固着血腥与死亡气息的空气里,她采访、照顾了三个月的伤员,在见过了无数的命运突转之后,她亲眼目睹生死,亲身经历血与火的考验,这让她从奉行英雄主义,转向传达对个体生命的悲悯。此刻,舞蹈已不足以表达全新的严歌苓,而后她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这段当兵的经历,对于严歌苓的整个人格塑造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她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提到:“部队的建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状态,它浓缩地体现了中国社会当时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如果不是在部队的话,这个过程不会那么明显、强烈。另外,部队经历让我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些壮丽的自然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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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严歌苓小说中生存主题的呈现
            严歌苳曾在散文中这样描述她的移民生涯:“呆下来,活下去”如此这般的生存态度之中,夹杂着屈辱的顽强,同时也挟带着微弱的嘲讽。这六字也极为形象精炼地概括了严歌苓小说的主人公的生存态度:试图通过个人努力改变现状,强烈渴望脱离生存困境;直面贫困劳苦的生存现实,抱着强烈的愿望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在陌生的环境中扎根。而这也是以严歌苓为代表的新时期华人移民的生活态度。在文学作品中,生存主题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作家选择逃避现实,将对生存的理解停留在一个形而上的层面,使生存主题空洞化、虚无化。而严歌苓的创作是直面生存困境,聚焦生活各个方面。同时,生存这个概念的本身是泛化而抽象的。我认为,严歌苓在传达小说人物的生存观时将其寄寓在人物对现实物质世界的追求,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满足之上。因此本文在研究“生存”主题是以这两者为切入口。面对物质、精神上的窘迫,她表达出书中人物不屈不挠的反抗与忍耐,她以文人所具有的责任感和悲悯情怀,为困境中的人们找寻突破口,为挣扎在现实生存中的人们寻觅一条幸福与希M的道路,以此来表达她的生存哲学以及对生存主题的独特理解。
            一、物质——基本生存要素的获取
            阅读严歌苓的小说,不难发现许多人物面临着的生存困境首当其冲的是物质上的匮乏。生存当然是指“活着”,只有先“活着”,然后才能有“活着的意义”。只有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有了保障,“生存”才有继续讨论的可能性。而她所塑造的许多底层人物最先需要解决的生存问题是食物的缺乏。那么,小说中的人物将采取何种态度来面对这些困境中的挑战,严歌苓又采取何种文学手法来描绘他们在生存困境中的反抗与努力,本文将以“食物”为视角以此来进行研究,这不仅能够了解书中人物的生存观,更能由此窥见严歌苓本人对生存的理解和态度。因为在人类种种生存的物质要素屮,食物是最为基础的,是人最为本能的生理欲望,它直接决定着人的生死存亡。《礼记礼运》有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其它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此时人的意识几乎全被饥饿所占据,所有能量都被用来获取食物。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吃,其它什么都不重要。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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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严歌苓小说生存主题的创作动机

            第一节揭露异域生存的危机
            1990年严歌苓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异域求学生活,除了带给她文学创作水平又一次提升的机会,更给她的精神世界带来新的体验与感悟。身为一个天性敏感的女性,异域生活的切换,带给她的是失落、无力和孤独的感觉。她曾在《少女小渔》的后记中坦言:“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杜甫若不逃离故园,便不会有‘感时花溅泪的奇想’;李煜在‘一朝归为臣虏之后,才领略当年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才知‘别时容易见时难黛玉因寄居贾府,才有‘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触。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但同时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生存环境所发生变化并没有让严歌苓陷入茫然无措之中,她的这份敏感让她意识到这种情绪的波动将会是小说创作的催化剂。对此,严歌苓如是说:“到了一块新国土,每天接触的东西都是新鲜的,都是刺激。即便遥想当年,因为有了地理、时间,以及文化语言的距离,许多往事也显得新鲜奇异,有了一种发人省思的意义。侥幸我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伤痛也好,慰籍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于是便出来一个又一个小说。”生命移植所带来的触碰崭新世界的惊喜和陷入边缘人生的困顿,这两种矛盾情感相互撞击交融,促使严歌苓创作出一系列移民尤其是女性移民形象作品,她以设身处地的态度,用一颗慈悲温情的包容之心,刻画出她们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以及在困境中的生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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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怀想故国生存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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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严歌苓小说生存主题的意义..........37
            第一节文化包容下生存的多元展现...........37
            第二节极致生存环境下人性的拷问.............43
            第三节悲悯情怀下文学精神的建构............46

            第三章严歌苓小说生存主题的意义

            第一节文化包容下生存的多元展现
            随着中西方国家之间的交往越来越紧密,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与融合已成为主要趋势。在此大浪潮下,大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能克服文化固守心理,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加快了接纳新鲜文化的步伐。严歌苓出生在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小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此同时,家庭便利的条件让她比同龄人更有机会接触到来自中西方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她读曹雪芹,也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让年幼的她对不同文化培养出一种包容、理解的心态。移民美国,以一个新身份在一个新环境中展幵一种新生活,严歌苓曾自诩处于“游牧民族”的位置——既游离于母语主流,又处在别族文化的边缘,这种游离不仅是从时空上的,更是从心理上的。她对这种游牧民族有过评价:“游牧民族自古至今时从不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因此也从不被异种文化彻底同化。但它又不可能不被寄居地的文化所感染,从而出现自己的更新和演变,以求得最适当的生存形式。这里生存形式决定我们在文学中的表达风格,决定我们的语言——带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语言。”严歌苓以包容的心态接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她身上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在中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吸收了新的体验,形成了新的感悟。结合之前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最终形成新的态度。而这一切不仅表现在前文所说的文学语言上,在她小说人物中的生存主题上也有着多方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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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文坛逐渐将焦点投射在平民的世俗生活上,这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个崭新视角——生存视角。对生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对人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祖国大陆的这个文学思潮,其影响辐射到身处大洋彼岸的严歌苓,她敏感地捕捉到文学革新的潮流,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对人之生存的重视,对人性的关怀。严歌苓独特的人生经历,让她游刃有余于多种多样的创作题材之间:大洋彼岸的异域生活,带给严歌苓崭新的环境,她敏感的神经真切地感知到这份隔膜与“格格不入”,这个全新的生存环境带给她书写人性的可能;异域生活接触西方文化的经历,以及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日益提升,给予了她足够的力量和自信,以包容宽厚的情怀,转而去书写中国本土的历史,从而创作出一系列本土历史化的生存故事;童年经历“文革”所带来的创伤,让她对人性的卑琐及光辉有了复杂而又深刻的理解,促使她以一颗悲悯的心,去深刻地理解人,去深入地洞察人性,由此创作出一系列与“文革”有关的作品。“生存”本是一个抽象而泛化的词,但严歌苓将她对生存的理解,寄寓在大量的对物质生存需求的刻画以及精神世界的描绘中,具象而又生动地阐释出“生存”这个词。除此以外,严歌苓在她的小说中安排了“极致生存”这个特殊的环境,极致环境下的不同人坚持着的不同生存选择,更折射出人性中最为深刻复杂的一面。与其简单地说她在书写形形色色的人物环境,倒不如说她把对人性的沉思与理解寄予在不同的表达之中。从写物质到写精神,从大洋彼岸到本国历史,生存环境及方式变动不居,恒定的是人性内部的坚軔力量。在她的小说中,没有佳人才子,少有达官贵人,更多的是平常生活中的小人物,题材的选择看似平凡,却绝不平庸。透过寻常生活,运用平实文字,严歌苓表达出自己对人性深刻的理解。生存是展现人性的载体,而人性的真实和复杂也在生存环境的刻画之中,以一种强大的力量,感染着每一个读者。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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