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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反思

            来源: www.zsalud.com 作者:vicky 发布时间:2018-06-27 论文字数:42514字
            论文编号: sb2018060712194621533 论文语言:中文 论文类型:硕士毕业论文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本论文试图将文学“大众化”作为一种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极为重要的文学思潮,来对其进行线索性梳理,进而完成对其规律性演变特征的考察。
            本文是一篇文学毕业论文,笔者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包涵着中国文学面向世界文化思潮,结合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建构富有中国话语形态的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新文学的实践内容。在“启蒙”、“革命”、“政治”等历史形态的演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不断趋向了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进而不断实现对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追求。

            第一章晚清至五四——文学“大众化”的萌芽初始

            第一节晚清时期——文学“大众化”的萌芽
            晚清时期维新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的政治改良运动中,提出了“开通民智”、“强国保种”的“新民”主义,即通过传播新知、道德教化来唤醒大众的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大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从而完成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民族国家构建。维新人士从兴办“国民”教育入手,进一步提出“开民智”、“新民德”的要求,直至轰轰烈烈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始终关注着对“国民”的政治启蒙。
            康有为主张推行大众教育,来培养具有现代知识素养与价值观念的新人,资产阶级现代性观照下的理想“国民”,同时在具体的教育形式上提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的要求,从中表明了维新知识分子欲采用现代通俗小说来推行道德教化的政治意图以及欲推翻儒家正统的资产阶级革新意识。
            “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使用‘国民’这一概念的是康有为,但最先表达国民意识的是严复。”严复在西方启蒙“进化论”的影响下,意识到了变革图新、“强国保种”对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了国民素质培养方案一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小说作为一种教化大众的通俗文学形态再次受到推崇:“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从中表明小说在国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的形成方面潜移默化地发挥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但实际上却包涵了严复对小说社会功用价值的有意抬高,渗透了启蒙知识分子教化大众、改良社会的政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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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五四时期——文学“大众化”的初始
            五四文学作为一场文化运动,是在“内忧外患”情形下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必然,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方案的失败后,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谋求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而作为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文学又是在中西文明的交互碰撞中,以现代理性对传统文化进行的价值重估,即以民主科学、平等自由、个性解放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价值观来更新以专制蒙昧、礼教等级、奴性道德为主要特征的封建传统思想,进而重塑国民品格,再造现代文明,推动社会转型。由此五四文学便承担起了对大众进行精神启蒙以改造国民劣根性的历史重任,而文学创作也日益表现出对大众的关注,从而推动了文学“大众化”的初步发展。
            五四启蒙文学“大众化”观念的形成以《新青年》、《文学旬刊》为主要阵地,历经了“白话文学”、“国民文学”、“平民文学”、“劳工文学”以及“为人生的文学”、“文学民众化论争”等一系列的理论倡导,初步显示出对文学与大众现实联系的关注。
            语言是文学传情达意的工具,文学思想观念的革新须以外在形式的改造为基本前提,因而语言层面的探索总是鲜明地活跃在每一次文学更新的节点上。五四文学最初也是从形式的革新来逐步深入新文学内在精神的建构的。新文学以反对封建旧文学为旨归,那么首先会从反对封建旧文体一一文言文着眼来提倡新文学,由此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应运而生,在文学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下,他认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之正宗”,同时要“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语”,这表明新文学倡导者试图摆脱文言旧文学空谈高蹈的不切之风,从而让文学回归现实,接近大众。遵循语言工具的革新思路,胡适又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由此把国语运动与白话文学运动结合起来,追求“言文一致”,从而建设现代民族的统一语言。最终白话语体的确立不仅对于广泛传播现代价值观念,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就其本身所带有的民主、平等、普遍特性而言,使得文学更易于与普通大众发生现实的对话交流,因而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推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向前发展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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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左翼时期一文学“大众化”的理论倡导

            第一节早期革命文学论争中的“大众化”思想
            二十年代后期,创造社、太阳社主要成员以及茅盾、鲁迅等革命文学家以《创造月刊》、《太阳月刊》、《语丝》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围绕革命文学的性质、目的、创作要求、革命文学政治性与艺术性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早期革命文学的论争,而论争过程本身就包含着革命文学“大众化”的思想倾向,最终林伯修于1929年明确系统地阐明了革命文学“大众化”理论,从而为之后左翼文学“大众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关于革命文学性质的判定,革命文学家普遍强调文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与集体主义时代精神。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鲜明地作出了对革命文学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的判定;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中也强调了革命文学与个人主义立场相对的集体主义立场以及与普遍人性立场相对的阶级性立场。关于革命文学的目的,革命文学家明确指出“为革命而文学”的理念,从而使得革命文学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革命文学家基于对文学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武器”的社会功用价值的判定,加之受到大众是革命主体、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影响,从而强调革命文学政治斗争实践性的特点与革命文学“大众化”的方向。也就是说革命文学要宣传革命思想,促进大众的阶级意识觉醒,唤起大众的反抗情绪,推动大众的革命意志,进而动员大众参与革命斗争实践并最终实现“自我解放”。
            早期革命文学倡导者还从作家、文本、大众三个层面探讨了革命文学具体的创作要求。在作家层面,早期革命文学要求创作者获得无产阶级意识,从而“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走向大众,表现大众”,同时要求文学家参与实际的革命斗争性实践,实现自身生活的“普罗化”,从中表明早期革命文学已经注意到了作家阶级立场转变的问题。关于文本层面,早期革命文学要求在内容上再现大众生活,表现大众的思想、情感、意志,以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统一战线;相应地在形式上要求“先把大众所爱护的文艺的形式细心地研究着,批判地接受过来”,从而为日后文学“大众化”屡次提倡旧形式的利用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创作方法上提倡新写实主义,以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立场观照大众心理,表现大众欲求,可见早期革命文学已初步考虑到大众的接受能力与审美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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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左翼时期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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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延安时期——文学“大众化”的真正实践............31
            第一节延安时期文学“大众化”的理论自觉...........31
            第二节延安时期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实践............36
            第四章十七年时期一一延安文学“大众化”的深入发展............49
            第一节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理论形成.........49
            第二节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50
            第五章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转向............57
            第一节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实践...........59
            第二节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文学“大众化”的评价与出路............62

            第五章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转向

            第一节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实践
            伴随着当代意识形态的变革、市场化的社会转型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消解宏大叙事、反叛政治伦理、颠覆崇髙价值的思想倾向,从而转向了日常生活叙事以及对世俗价值的认同,同时在市场经济商业化运作机制的影响下,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进一步导向消费化、娱乐化的价值取向。九十年代以来商业文学“大众化”的创作实践主要表现为世俗化的欲望书写(包括物欲渲染、性欲描写、“身体写作”等)以及80后的“青春写作”等。
            九十年代以来的商业文学“大众化”本质上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世俗化文学,表明了市民大众对于自身所代表的世俗化价值的普遍肯定,而世俗化价值的集中体现便是市民大众对于自身感性欲望的追求。所谓“食色,性也”,因而商业文学“大众化”在日常生活叙事中便集中描写了大众对自身物欲、性欲的本能追求。其中物欲描写,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内容,又传达了现代人对于优越物质生活的合理性追求,但是过分的物欲追求使得人物主体精神异化,即物欲的满足已不仅仅是解决生存之需,而成为自我身份得到社会确证的迫切需要,由此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的虚荣浮躁之风大肆盛行。而性欲描写的第一种创作倾向是将其融入新历史主义小说的情节叙述中,从人性的角度肯定生命原始的本能欲望,从而消解宏大叙事、颠覆主流文学的正统价值观,如陈忠实的《白鹿原》,通过白孝文的纵欲描写,展现了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理性”规范在生命原始欲望觉醒之时的崩坏坍塌,暗含着作者对封建礼仪文化压抑自由人性的现代性批判,而作品开篇关于白嘉轩与七房妻子的性事描写,虽然着眼于表现在传统封建婚姻伦理规范下传宗接代的合理性文化内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市场大众欲望化的阅读需求;性欲描写的另一种创作倾向则是性消费写作,通过直露的身体描写营造强烈的感官刺激,从而满足大众的生理快感,迎合大众的猥亵趣味,进而产生消费卖点,制造商业效应,如“美女作家”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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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再思考
            文学“大众化”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学思潮,始终与民族救亡的运动实践、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中国社会的时代转型密切相关,由此文学“大众化”在“启蒙”、“革命”、“政治”等形态的历史演绎中,不断趋向了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因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追求具有同构性。具体而言,文学“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伴随着中国知识分子启蒙救亡的历史实践,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孜孜求索,从中包涵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社会意义;文学“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伴随着中国文学由古典贵族意识到现代平民意识、大众意识的价值转变,体现了中国文学对“人的发展”的关注,从中包涵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思想意义;文学“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伴随着中国文学由雅入俗再到雅俗共赏的审美变迁,体现了中国文学对“本土化”、“民族化”特色的追求,从中包涵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美学意义。
            文学“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伴随着不同时期文学自身的反思与调整,大体上每一阶段的文学“大众化”在言说对象(“大众”内涵指向)、言说主体(知识分子自我定位)、言说方式(“大众化”的语言、形式、艺术手法)上都对上一阶段文学“大众化”进行了继承与革新,从而体现了不同时期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现代构建的历史想象,以及不同时期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念与审美风尚。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发展进程,文学“大众化”的言说对象大体经历了“人性——阶级一一政治一一人性”的范畴演变,大体经历了“模糊一一明确一一模糊”的概念演变,也就是说“大众”内涵在革命政治年代往往具有明确指向,从而凸显“大众”作为革命主体、历史创造者的的能动性,相应地文学与“大众”结合得比较紧密,但是文学往往容易走向题材的单一化与内容的概念化;而一旦脱离了革命政治年代,“大众”便回归了“人性”范畴的模糊概念,相应地文学与“大众”的关系也开始疏离,但是文学往往具有了多元化、个性化的表现内容。可见“大众”内涵的界定程度,成为了影响文学“大众化”实现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当下文学“大众化”创作也需要对“大众”内涵进行重新界定,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学与“大众”的结合,对此有研究者提出的“大众阶层化”思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即“作为由无数具体的人组成的‘大众’其具体的文学需求是不一样的(大众的‘阶层化’不仅指经济地位的不同,更是指文化趣味的迥异),符合所有人阅读趣味的文学文本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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